1994至1995年，清华大学女生朱令被人投入重金属铊盐而中毒。后因误诊，延误了治疗时机，造成终生残疾。朱令不仅失去了锦绣青春和远大前程，也不再拥有普通人的正常生活。但她从未被社会遗忘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其案情就会被重新提起。人们欣赏她的才华与美丽，痛心她的遭遇，更希望找出凶手，揭露真相。

然而，此案令公众不解的是，无论警方、校方还是医方，似乎都在有意回避着一切细节、证据与责任。他们既不愿面对公众，也不愿面对朱令的家人。这使本来就不多的证据、证言、背景信息在各种渠道的各种方式传播中，越来越受到了各式各样的污染。朱令案由此就像一个黑匣子，被层出不穷的说法所裹挟，依旧扑朔迷离。

某种意义上，朱令案更像是中国社会在信息不透明前提下，不断极端化繁衍的一个缩影，对其讨论与追问都失去了本应有的公共原则。一方面，一些人认为，案子破不了，必定有权力干预和见不得人的原因；而另一方面，社会越开放，核心信息却越封闭；利益越多元，推论也越独断；很多人都坚持怀疑，却不肯怀疑自己的怀疑。罪犯仿佛触手可及，真相却依旧遥远。

面对这起至今疑点错综复杂的疑案，我们的职责是，经过努力，去尽量接触与辨识能辨识到的事实。在核心信息源一律封闭的前提下，我们当然不可能寻找到真相，但我们可以寻找到自己的信息链，以这些信息链丰富这个事件的记录。在我们自己寻找的信息链基础上，我们想讨论的是这桩疑案的公共责任问题——因为我们很少讨论自己对于社会所应有的责任。

在我们看来，这责任应该由一个完整的体系构成：首先是质疑的权利，质疑是社会监督的基础，没有社会监督，公器就难有它应有的公信力。但质疑并非冷酷的定罪，质疑更不能发展为私刑。“疑罪从无”的原则可以避免更多的冤案，无论如何都比按可能性逻辑来定罪进步。

现实中的无能为力，放大到网络上，自然会产生“可能性逻辑”下的论战与激愤。只是，可能性有千万种，而确定性只有一种。如果按照可能性逻辑来定罪，没有破不了的案子，只有想不到的罪名。正因为如此，“排除合理怀疑”才会成为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则，要在可能性中得出唯一的确定性，唯有依靠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相互印证，形成闭合的证据链。

蛛丝马迹：朱令案何以为悬案？

(本文原载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3年第20期封面故事《朱令案延伸的18年追问》)

起点：立案时间

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，在铊中毒专家陈震阳教授的记忆中是“1995年4月29日”，他在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完成了这个检测。虽然时隔多年，陈震阳对于日期还是很笃定。铊检测并不是常规项目，陈震阳也是因为早年间有一个关于铊的研究项目，才购置了专门的设备。他说：“我们的课题从1983年做到1988年，做完就收摊了，课题组也散了，设备也封存了，我也不知道朱令的家人怎么会找到我，不过那些东西都还在，找出来就能用。”

朱令青少年时期生活照

警方正式介入，根据北京市警方的公开声明，是“1995年5月5日”，“清华大学保卫处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”。负责这个案子的是北京市公安局14处，后来改名为文保处大学一处，职能范围没有变，依旧是处理高校案件。陈震阳第一次见到14处的办案警察李树森是1995年5月，“过了‘五一’之后，具体记不清了。”他回忆说，李树森来到他的办公室，一开始就问他“跟朱令是什么关系，为什么会做这个检测”。问话的语气起初有些不客气，陈震阳说他还有些不太高兴，不过谈话进入关于铊的正题之后就好了。“他的态度很谦虚，对我说话也很尊重。”这是发生在中国高校里的第一起铊投毒案，也是有据可查的中国范围内的第一起铊投毒案。作为14处的警察，李树森和他的同事们办案必须从零开始。虽然本刊记者在2013年5月8日打通了李树森的电话，但他客气又坚定地拒绝了采访，不肯透露那年的任何细节。他说：“我只是个普通的民警，这个事情不能由我来发表意见。

”陈震阳第二次见到李树森是两年后，1997年5月。这次也是李树森主动来找他，不过不再是请教铊的知识，而是希望他能“帮忙做一次检测，确认北大的一名学生是不是铊中毒”。陈震阳这才知道，继清华之后，北京大学也发生了一起铊投毒案。1997年5月18日下午，陈震阳到301医院参加了对北大学生小陆的会诊，当天17点30分，他对小陆样本的检测结果出来，确诊是铊中毒。这桩投毒案中有两名受害者，另一名受害者小江在中日友好医院救治，陈震阳没有参加他的诊治，也没有见过他，只是在5月19日检测过他的样本，同样是铊中毒。陈震阳对北大案件的参与也到此为止，办案警官李树森并没有给他透露更多案情。陈震阳能够确定的，是这起投毒案警方介入很早。5月17日小陆和小江分别到301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就诊，其中，投毒者王晓龙陪同受害者小江就诊时，对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承认了是自己投毒，医院的保卫处当即扣住了他，然后通知北大保卫处，北大方面把人领了回去，向警方报案。5月18日，14处的警察从北大带走了王晓龙。

至于高校中的第三起铊投毒案，2007年6月中国矿业大学的案件，陈震阳并不清楚。他本来要在1995年5月正常退休，刚好朱令的检测找上门来，单位就让他把后续研究做完，延长了几个月才正式退休。1997年北大投毒案的时候，李树森再来找他求助，陈震阳觉得完全是因为朱令案的关系，虽然他退休了，还是被当成“铊方面的专家”。但是2007年这个案子，发生在中国矿业大学的徐州校区，接手的警察也不是李树森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14处，而是徐州市公安局。本刊记者寻访到了徐州警方的办案人员，他们与李树森的态度完全不同，对案件情况尽可能做了详细回忆，唯一的要求只是匿名。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，2007年6月1日，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的3名学生出现不适症状就诊，其中一名学生被家长接回石家庄诊治，6月10日在北京确诊为铊中毒，当晚徐州市公安局就接到报警，介入调查。

从三起案件的反应速度比较，北大的案件最迅速也最特殊，因为投毒者自首了。其次是中国矿业大学的案件，受害者在出现异常第10天得到确诊，当天晚上就报了案。最令人扼腕的只有清华的朱令案，“1995年5月5日”这个报案时间，距离朱令确诊铊中毒时隔一周；距离朱令1995年3月3日身体突然不适、3月9日到协和就诊，时隔两个月；距离朱令1994年12月下旬第一次出现相应症状到同仁医院就诊，时隔近5个月。

朱令的家庭生活情景之一：母亲在为其梳理头发，父亲在准备早餐(摄于2009年)

陈震阳记得很清楚，李树森第一次来找他的时候，“问了很多问题”。“他想了解铊中毒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中毒的途径有哪些?要提取什么样的物证来化验?是饭碗、水杯还是别的?时间过了这么久，还能不能从物证上检测出来?”借助这些问题，可以尝试着来反推当年警察的办案思路：既然确诊是铊中毒，那么就要先找出中毒方式，才能确定是自杀、意外还投毒；要找出中毒方式，就必须了解铊的特性，铊是什么？可以通过什么途径作用于人体？不同的途径如何通过物证来验证？

铊是什么很容易回答，这是一种1861年发现的金属元素，符号是TI，英文名是Thallium。常以化合物的形态出现，属于高毒类物质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被广泛用于电子、军工、航天、化工、冶金、通讯、医学等领域，在工业上主要用于制造光电管、合金、低温温度计、颜料、染料、焰火等等。铊也广泛存在于铁、铝、铜、锌等矿石中，会在开采与冶炼过程中释放出来。

铊中毒的途径要复杂许多，陈震阳记得，他当时很详细给李树森做了介绍，铊中毒一般有三种可能：“第一是通过呼吸系统，在高温或者密闭环境下吸入中毒;第二是通过体表接触，被皮肤吸收中毒;第三是通过消化系统，直接摄入中毒。”可是朱令具体是怎么中毒的，陈震阳并不能通过标本检测给李树森唯一笃定的答案，他只能用排除法形成一个推论，首先排除吸入中毒，“因为朱令不具备这样的中毒环境”;然后排除体表接触，“很早以前西方曾经把铊用在脱毛剂里，发现副作用之后迅速停止，朱令的生活中用不到这样的产品”。陈震阳记得李树森提出了一个假设，“他问我，如果雪花膏里含有铊，会不会通过涂抹导致中毒?”陈震阳给的答案是“可能性不大”，理由是“朱令的样本检测里，铊含量的浓度太高了，铊是可以通过人体的新陈代谢每天排出一部分的，朱令已经中毒那么久，还经过了几次换血，体内的铊浓度还那么高，不太可能是体表摄入”。因此，剩下最有可能的一条中毒路径，就是通过消化道直接摄入，“是吃进去的”。

少女时期的朱令

1997年5月北大的投毒案，李树森再次找到陈震阳的时候，没有再问过这些抽丝剥茧的问题，投毒者王晓龙自首，清晰详细交代了整个投毒过程。王晓龙的一审辩护律师马朗宁差不多都快忘了这个案子，他根据相关材料，才慢慢回想起来，告诉本刊记者：“庭审的时候，王晓龙对投毒过程的供述很详细。”按照王晓龙的庭审供述，他对小江和小陆两名同班同学的投毒过程并不一样，他的报复目标是小江，动机是复杂的同学感情，针对他一共投毒三次，分别是1997年4月30日早上、5月10日上午和5月15日上午;投毒方式都是把碾磨成粉末的硫酸亚铊偷偷下到小江的水杯里。在4月30日第一次投毒的时候，王晓龙为了观察铊盐的毒性，在自己的宿舍里找了一名实验对象小陆，因为小陆有每天冲奶粉的习惯，他的奶粉刚好也放在桌上，王晓龙就把更大剂量的硫酸亚铊粉末放到了这袋大约只剩1/4的奶粉里。经过警方的封存取证，在小江的水杯，检测到了铊的存在。

北大的案子毕竟是例外，到了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的案件，警方的调查其实面临着和朱令案一样的迷雾。参与办案的警察告诉本刊记者：“从石家庄得到铊中毒的消息之后，我们已经开始怀疑这可能是一起投毒案，只是需要寻找到毒源来确认案件的性质。现在还能在我的笔记本上找到当时确定的思路：寻找毒源，了解铊的性质，抢救药是普鲁士蓝，找化学专家、农业专家等，物证检验。”50名侦查人员兵分三路，一组赴北京、石家庄了解中毒者病情，并让他们回忆有可能下毒的人是谁;一组现场勘查，提取宿舍一切物品;一组把提取物连夜送到南京检测机构送检。“这个案子是在学校发生，比较敏感，我们接到消息赶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6月10日晚上了，那一夜我们都没有睡。当天晚上马上封存了学校食堂，把当天的饭菜、调料、碗筷、桌椅等300多样物品做了样本提取，连夜送到南京做检查，检测出结果随时通知指挥部。”

“这些样本中并没有检查出有毒物质，我们很快把重点转移到宿舍，对宿舍同一楼层的其他同学提取了指甲、手的擦拭物等的样本，对于中毒宿舍的其他同学，要求学校安排其他宿舍，保护受害人宿舍的原状。”“你不知道毒源在什么地方，房间里面的东西非常多，水壶、饭盒、茶杯、衣服、挎包等能吃到能沾到的地方都做了样本提取，对所有物品做照相、固定、封存、取样，这个阶段宿舍的东西是别人不能动的，要做备检，因为样本取走一批，如果不够，还要再继续提取。”“当时和宿舍的同学谈话配合我们检查，让他们把抽屉柜子打开就不允许他们再继续动了，可以站在旁边看，但是不能拿走。”“我们是分片分段地提取，墙面上、地板上的附着物也要做提取，因为你鞋可能踩到了什么地方也会提供线索，是投毒还是污染等等，我们要考虑案件的性质。”“我们取证就几种方法，一个是抖，抖到物证袋里;还有一种是潮湿纱布擦拭，干的放在纸袋子里，湿的放在小器皿里，如果是作案当天取证，手上稍微有一点点我们也可以检测出来。”

“现在还能想起来当时宿舍的摆设，外面一圈儿是床，中间是书桌，杯子和碗放在上面，男同学不是太讲究，杯子、饭盒也不是太干净。”——凡事皆有利弊，这种“不讲究”反倒替这桩投毒案固定了证据——“中毒最严重的一个同学的杯子里还有剩余的水，正是在这里检测到了铊，浓度比较高。”这是一个转折点，有了这个发现，徐州警方“才可以确认中国矿业大学案件的性质，这就是一起投毒案”。

在北大的案子里，王晓龙并不希望小江真的出事，他在1997年5月16日发觉小江的发病征兆，5月17日主动打车送小江去医院，在出租车上甚至主动承认是自己投毒报复，愿意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，希望获得原谅。小江也原谅了他，最初只跟医生说是自己误服铊盐，医生不相信，王晓龙情急之下，才说出是自己下毒。如果王晓龙没有这样复杂的情绪，如果他只是个冷血的凶手，在小江和小陆像朱令那样出现怪病征兆的时候，以他化学高才生的资质，有足够的时间去毁灭证据。就在5月17日决定打车送小江就诊之前，王晓龙先去了一趟实验室，已经从容地藏匿了铊盐、称重的天平和碾钵。

回到1995年的朱令案，抽丝剥茧的推论并不能让李树森看到太多光亮，当他向陈震阳请教，应该到朱令的生活环境中提取什么样的物证、现在物证上还能否检测出来残留毒物的时候，陈震阳的回答是令人沮丧的。“我跟他说，铊极易溶于水，无色无味，时间过了这么久，如果是投毒，要提取物证可能已经很难了。下过毒的杯碗，用水多洗几次，就干干净净了，就像你冲一杯糖水，多洗几次，就全部洗掉了。”

即便不考虑朱令被耽误的那些治疗时间，从1995年4月29日确诊，到5月5日报案，这中间已经隔了一个“五一”节，清华大学并没有像中国矿业大学那样，第一时间封存宿舍的相关物证。这期间发生了什么，朱令的家人相信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失窃案，没有任何钱财丢失，除了朱令的装洗漱用品的小篮子，朱令的家人手中有一份失窃物品清单，可是，我们无法从李树森那里得到关于此事更细致的印证。不管失窃是否存在，警方的努力，目前看来只能让他们排除朱令是自杀和误服铊盐的两种可能性，剩下的可能性只有投毒。从朱令1994年12月底的第一次发病，到1995年3月的第二次发病，毒到底下在哪里？依旧是个谜。

追踪：毒物来源

铊一般以化合物的形态存在。高校里的三起铊投毒案，北大案件中使用的是硫酸亚铊，中国矿业大学案件中使用的是硝酸铊，只有朱令案，警方的措辞是语焉不详的“铊盐”。

“在当时的条件下，我只能从朱令的检测样本里查出铊含量，但是，我不能从检测结果来反推投毒的原始物质到底是铊的哪种化合物。”陈震阳告诉本刊记者，“当时也只是让我检测是不是铊中毒，没有提到要更具体地检测是哪种铊盐。理论上是可以检测的，铊是阳离子，那么就从阴离子来判断它是什么化合物，看看是硫酸根、碳酸根还是其他阴离子。可是人体内本身也含有这些阴离子，还是很难判定。至少在当时的条件下，我从来也没做过这种检测，1988年以后再不做跟铊有关的实验了，我以前曾经带过一个学生，他也只做了两年就不做了，出国了。”

显然，警方不能从陈震阳那里得到铊盐具体形态的答案，此后若干年里，警方依旧使用“铊盐”的说法，这只能说明，在朱令案里投毒方式的排查失败了，警方找不到下毒的介质，就更谈不上检测出导致朱令中毒的毒源具体是什么、来自哪里。警方能够确认的只有两点：第一，清华的实验室里有硝酸铊，清华老师童爱军的课题组在试验中需要用到硝酸铊;第二，童爱军课题组里有7个学生，5个研究生，2个本科生，其中本科生孙维刚好跟朱令在同一个宿舍。

在朱令案里一筹莫展的李树森，两年后又遇到了北大的投毒案。这一次很幸运，他和同事们不用大海捞针般寻找毒物来源，王晓龙不仅供述投毒用硫酸亚铊来自北大化学系的实验室，还带着警察找到了他藏匿起来的铊盐、称重天平和碾钵。即便王晓龙如此配合，警方的办案还是遇到了阻碍，因为除了口供，他们无法确定王晓龙具体的投毒量——这直接关系到定罪量刑，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。和朱令案一样，陈震阳只能给警方一个铊盐致死量的估算，但他不能通过铊含量的检测来反推下毒的量。陈震阳告诉本刊记者：“因为铊盐在身体内是每天都会代谢的，数值都不一样，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代谢情况也不同。”律师马朗宁回想起来，在律师会见和庭审的时候，“王晓龙都说他被警察刑讯逼供了，警察打他，不给他吃饭，要他承认一次投了超过致死量的铊盐，这些材料庭审笔录里都有的”。

每个案子都有特殊性，中国矿业大学的案子是另外一条破案路径，他们通过排查和技术手段，确定了毒物的来源和数量。办案警察回忆：“我们当时考虑了作案动机，因为不论是杀人还是投毒，一般都有因果关系，受害人年龄都不大，和同学没有什么严重的矛盾，只有一个人是之前和他们关系不错，后来疏远了，我们开始对这个人询问、测谎，后来在他的计算机找到了购买铊的记录，顺着线索找到人证、物证。”“购买记录是很重要的线索，我们找到了他购买铊盐的网页、电话，和卖家讨价还价的记录，一看到这个证据，我们就高兴死了。”“我们找到了卖铊的‘上线’，他也交代了和徐州这边的联系，购买的数量、寄出和收货的地点，作案工具，这些都能和口供对得上。”从1997年6月10日接到报案，到6月12日锁定嫌疑人，徐州警方只用了两天时间。

回到朱令案，情况实在扑朔。根据朱令家人的说法，清华有铊盐的事实，并不是清华主动承认的，而是警方通过调查掌握了证据，清华才不得不承认的。因为清华大学方面拒绝接受采访，我们无法证实他们当年的态度，不过2013年5月8日北京警方的回应倒是证实了他们的调查：“专案组依据朱令的日常活动情况，深入调查走访了130余名相关人员，并对北京市经营、使用铊盐的100余家单位开展工作。”关于警察的走访，贝志诚的记忆里只有一个细节，他是朱令的初三同班同学，后来考上了北大，因为北大要军训一整年，所以大学时比在清华就读的朱令要低一级。他最早通过互联网为朱令的病情诊断向国际求助，2006年孙维的自辩声明又引发了他的质疑，开始在网上激烈论战，把自己牢牢绑在朱令事件里。

“我只跟警察接触过一次。”贝志诚很笃定地告诉本刊记者，“当时我宿舍里有个哥们儿的女朋友在清华，这个女孩传回来了一种说法，说朱令铊中毒，是因为她父亲在走私铊，我很生气，觉得必须把谣言的源头找出来，造这个谣的人也许就是凶手。我打电话跟朱令的父母说了这个事情，过了几天，有一位警察来找我，我只记得他姓李，他态度很好，说自己以前也在燕园派出所工作过，还夸我们北大的学生好样的，然后问谣言的事情，我就把哥们儿的女朋友说出去了。后来我问我那哥们儿，警察去找了他女朋友没有，我的哥们儿很生气，说警察去找她了，而且态度很不好。后来，警察再也没有找过我。”虽然这谣言的源头最后并没有找到，但贝志诚提供的细节倒是可以证明一点，当年警方专案组的调查，连这样细微的线索也没有放过，只是依旧没能破案。

疑点与可能性

北大的投毒案，是唯一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。1998年一审，王晓龙故意杀人罪名成立，刑期10年。他没有上诉，律师马朗宁回忆起来都觉得很遗憾，“上诉不加刑，他投毒的事实是肯定的，没什么好辩，当时我的辩护主要是针对罪名，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，两名受害者的鉴定结果都是轻伤(上限)，如果罪名是故意伤害，那么量刑就可能在3年以下”。

在马朗宁看来，这个案子里最大的疑点和空间就是投毒量。王晓龙供述，他一共在实验室里偷偷取了3次硫酸亚铊，他查阅书籍，知道铊盐的致死剂量是8〜14毫克/公斤之后，根据小江的体重做了一下估算，认为500毫克是一个不会致死的剂量，就用天平称取了500毫克，用碾钵磨成粉末，磨完后又决定要分几次投毒，担心粉末掌握不好剂量，又重新用天平称取了200毫克，单独磨成粉。后来，这200毫克粉末下到小江的杯子里，而500毫克粉末则下到了小陆剩的1/4袋奶粉里。第二次和第三次再去实验室称取铊盐，分别是200毫克和300毫克，同样磨成粉末，只下到了小江的杯子里。可是铊盐的致死量并不是一个精准数值，陈震阳说：“致死量的严格说法是‘半数致死量’，就是会导致半数实验小动物死亡的剂量。铊盐对人体的伤害，不可能用人来做实验，只可能做老鼠这样的动物实验，然后推导出一个可能会导致死亡的剂量。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这些都是变数。

”从时间上推算，王晓龙的10年刑期应该早已完成，这个来自宁夏的曾经的化学高才生，不知道现在身处何方。小江和小陆休学修养一年后重回校园，后来与小陆同班的一名北大化学系学生回忆说：“还是能够感觉铊造成的伤害，他会很容易情绪激动，铊是会影响神经系统的。”从科班学生的角度，他说，当年在学校里听说了这桩下毒案后，宿舍里也有过一些讨论，他们并没有因此对铊盐很恐惧，只会觉得下毒者很荒谬，“化学实验室里有很多致命的东西，也有很多离奇的中毒事件，但绝大部分是没有按照操作规程的操作失误，用来害人只是极端个案”。

中国矿业大学的案件，破了案但并没有起诉。投毒者常某做了两次司法精神病鉴定，第一次是他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，检察机关以“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”批准逮捕;第二次鉴定却变了，结论是他患精神抑郁症，作案时没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，检方又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。如果一定要在这个案子里找疑点，那么，只在于两次结论迥异的司法鉴定，关键的案情本身无可置疑，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能相互印证，形成闭合的证据链，就算没有常某的口供，也足以锁定他就是投毒者。

“一个案件，性质不定的时候，询问的对象是非常多的，受害人整个楼层的同学、同班的同学、老师、老乡、经常来这个宿舍的同学，都要问，定时定位。第一次去宿舍调查的时候，我也见到了这个投毒的小孩，但是并没有怀疑他，还考虑他是不是也有中毒的情况，能感觉到他是个非常内向的孩子，很忧郁，好像就是随你怎么说也不吱声。”徐州的办案警察感慨地说，“这个案子回想起来也算是比较简单，没有多么复杂，但是当时如果时间拖长就很难破了，投毒者非常内向，你可能问他三天两天他也不肯说什么，如果没有手机、电脑里的证据，没有找到作案的注射器，没有证人，没有检测到杯子里的铊，就会很困难，没有证据的话，人也很难审。”

曾经幸福温馨的朱令一家（左二为朱令）

再回到朱令案。错过了最佳破案时机才介入调查的警察们，不能确定投毒方式，不能确定铊盐的具体种类、来源。那能够通过推算下毒具体时间的方式来缩小嫌疑范围吗？答案依旧是否定的。

陈震阳很遗憾地说：“在当时的条件下，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朱令的铊含量检测结果来反推中毒时间，还是同样的问题，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从国外的资料和案例来看，铊在人体的潜伏期问题从几小时到几天都有，我只能确定，朱令体内出现过两次中毒高峰，第一次是1994年12月她发怪病去同仁就诊，头发都掉光了，后来又长出来，说明一次中毒高峰完成，她靠身体的代谢挺了过来。铊中毒在体内发作，就是一次性的，像放火烧干草，是不回头的，过去了就结束了。第二次就是1995年3月她到协和就诊。”一次中毒高峰，可以通过几次下毒完成?陈震阳也无法提供解答，他觉得“如果下毒时间间隔短，区分就没有意义，只会形成一次中毒高峰”。得知北大的投毒案里，受害者小江是在半个月内分三次被投毒的，陈震阳也很惊讶，他当年出具的鉴定结论里，小江是“急性铊中毒”。

问题来了：朱令是铊中毒，朱令体内出现过两次中毒高峰，朱令在清华校内中毒的可能性非常高，清华的实验室里有硝酸铊，孙维可以接触到硝酸铊，孙维跟朱令一个宿舍。这些条件足以构成一个完整证据链吗？一名审理过多起投毒案的刑事法官告诉本刊记者：“可能性有千万种，而确定性只有一种。如果按照可能性逻辑来定罪，没有破不了的案子，只有想不到的罪名。”正因为如此，“排除合理怀疑”才会成为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则，“要在可能性中得出唯一的确定性，唯有依靠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相互印证，形成闭合的证据链”。

侦查信息之辩

在朱令案里，列举出的上述条件，只能构成“侦查线索”，以这个只能穿起一个“可能性”的链条，每个环节上都有无数可能性。警方可以通过这些线索，来圈定嫌疑人的范围，想要定案，还需要关键的直接证据——而这，恰好是朱令案里最缺失的。

警方办案过程中最令人困惑的细节在于，1995年，警方的调查走访，对于相关人员都是询问，而不是讯问。两年后，1997年4月2日，突然将孙维带走讯问，为时8小时。之后放人，再无动静。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理解?北大毕业的一名刑事法官告诉本刊记者，当年在北大上课的时候，北大刑事侦查领域的博导张玉镶老师在课堂上讲过朱令案，北京市公安局的许多领导，都是他的学生。“记得张老师在课堂上分析过这个案子的证据，他说案发后，警方很快将嫌疑方向锁定了孙维，但是确实没有直接证据。”在这种情形下，到底是选择直接将嫌疑对象带回来讯问，还是继续等待，寻找到关键证据再讯问，不是旁人能轻易下结论的。不过，公众难免会联想到一个事实，1995年，孙维的爷爷依旧在世——只不过，这又回到了“可能性逻辑”的陷阱。

目前看来，要厘清公众的疑问，关键在于警方能否回答当年的调查到底都做了些什么。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，侦查信息能否公开？这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。支持公开者认为，侦查信息向社会公开，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，不过，为避免干扰审判，部分侦查信息可在法院判决生效后进行。反对者认为，除非法律有专门规定，侦查信息不得向社会公开，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，防止被追诉人逃避追诉、防止干扰证人作证、鼓励知情人自由作证、保护无辜被追诉者的名誉。

在司法实践中，侦查信息绝对的公开和绝对的不公开都是不存在的。在许多案件里，侦查机关都会适度公布案件信息，或是征集破案线索，或是抓捕嫌疑人。例如，警方发布的通缉令，大都包含基本案情、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、身份等侦查信息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开途径。2005年7月26日，公安部刑侦局下发了《关于实行“办案公开制度”的通知》，决定自2005年8月1日起，在全国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实行“办案公开制度”，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绝对意义上的侦查公开，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侦查机关的法定义务。有一定新意的是对办案主要进展的公开，即“有条件的地方，可以通过政府电子政务信息系统、声讯电话等方式方便群众查询案件侦办进展情况和办理结果。侦破危害严重、影响恶劣的案件后，有关地方刑侦部门应当在公安机关统一领导和组织下，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破案情况和结果”。只不过对群众的公开并非硬性规定，刑侦部门对社会的公开实际上也是破案后的行为，因此这种公开更大程度上具有的是政策宣示意义。相比之下，我国的《保密法》第八条第六项把“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”，纳入应当保密的信息范围，似乎可以认为立法者更倾向于侦查不公开。

从这些法律规定来看，朱令的父母依据2008年生效的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希望警方公布案件侦查信息的努力，只能是令人叹息的无用功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最好的方式是要求检察院介入，启动对于公安侦查的监督权，由检方来判断公安的办案过程中是否存在瑕疵、渎职、失职等问题，也可以由检方来判断，侦查中的哪些信息可以公开。

朱令的父亲吴承之

“在刑事案件里，投毒和放火案本来就是证据最难办的。”那位北大毕业的刑事法官告诉本刊记者，“因为这两类案子，要把行为人和事件联系起来的客观性的东西是非常难以查证的，毒物是种类物，没有特殊性，不像杀人，血迹的DNA是唯一的。”他也提醒本刊记者，在面对这种悬案讨论的时候，一定要记住两点：“第一，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破，证据灭失了，案子就是破不了。第二，疑罪从无。”

(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，文中对其他投毒案受害者和部分采访对象做了匿名处理。）

来源：三联生活周刊